7月17日中午，杨福家先生的学生陈建新教授发来一条微信，报告杨福家先生谢世了。闻此噩耗，甚惊甚悲。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么？上周，我还发了他的一篇用于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述情怀》的文稿——《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请他审定并确认呢。
与杨福家先生认识已有20多年了。第一次交往是1994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书稿催文之事，与他电话和书信联系了好多次，但直至1996年该书出版后仍没能见上面。我是审读了他的自述，才大致了解到他的情况。杨福家先生是宁波镇海区骆驼街道团桥人。其祖上是三北人，与笔者同乡。杨家原来居住在范市镇杨范村（今慈溪市龙山镇），据记载是200年前迁移到镇海的。其祖父杨志甫先生早年去上海经商，从学徒做起，一直升到方氏家族经营的方萃和糖行的经理，挣下一份可观的家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32年在上海谢世。杨福家父亲杨善卿继承父业，也从学徒做起直升到糖行经理。杨福家有兄弟姊妹8人，他是老八，三哥杨福愉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是中国生物膜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杨家一贯重视教育，在那个年代竟培养出3名优秀大学生。最令人吃惊的是，1991年杨家老五杨福愉与老八杨福家同一年被评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前者是生物学部，后者是数理学部。“一门双院士”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佳话。
第一次与杨先生见面是在2000年年底上海市科协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那天的圆桌会议每一位与会者桌前都放了席位卡。我刚坐定，就有一位老先生拍拍我的背，带着浓浓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问道：“侬就是方鸿辉总编？”我立即起身，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不就是从未谋面的复旦校长杨福家院士么？我立即起身与他握手，“是啊，方鸿辉编辑，但不是总编。您是杨校长吧？”他拍拍我的肩膀：“侬尽出好书，啥辰光也帮我出一本？”“当然可以咯，愿意效劳！”
那天晚饭后，我照例打开电脑处理当天的邮件。邮箱中最后一封邮件竟然是杨先生发来的——真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啊。邮件是一份关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选题报告，没有半句客套话。该选题完全符合我当时正在组稿的科学人文读本——“科苑撷英”丛书的方向，并且第一批的张香桐院士及王梓坤院士已答应赐稿，眼下又有杨福家先生的美文，岂不是天赐良稿？我当即函复同意接受。这就是2001年8月由我社出版的《博学笃志——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书。
由于“知识经济”是一个刚刚冒出的热门话题，杨福家的书稿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作为责任编辑，我应《世纪书窗》之约，也为该书撰写了书介书评——《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该文被2001年第11期《群言》杂志转载，不久又被2002年第2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关于杨福家先生，我还想起了我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院士（也是慈溪人）对他的评价。
自1999年起，笔者受邀担任《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专栏特邀编辑，每月介绍一位中科院或工程院的院士。
2001年2月号《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介绍杨福家，文稿即将开印，但杨先生要求补写一段有新闻性的文字——他已决定受聘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信息。月初的那天清晨，传真机吐出一叠杨先生受聘文件及教育部、中科院几位领导的贺词，但那天也恰巧进入4月号刊载的谈家桢院士文稿的确认环节，须将编辑后的初稿送嘉定安亭镇众仁花园谈老寓所，由谈老亲自审定。由于去时匆匆，误将杨先生刚发来的传真件置于待审文稿末尾。当我将稿子交给谈先生审阅后，便坐下与师母聊天。谈先生审完自己的文稿后，又看到关于杨福家先生的传真件，突然从沙发上站起，用一口宁波话，勃然大怒：“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摆着人才……倒被外国人用去了！像话吗？”我们见状，立即请谈老息怒。我们知道，谈先生并非心胸狭隘，他实在是惜才如命啊！
事实证明，谈先生的眼光和判断是正确的——“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从复旦校长位置辞职后，他作为第一位在籍中国人担起了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校长之职，而且因干得出色，连任四届，从2001年至2012年，足足当了12年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同时期，杨先生兼任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等一系列国内外要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好料”还亲力亲为地开垦了一块试验田——创办宁波诺丁汉大学，看似在实践“博雅教育”，却意在成功实践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国际化。
杨先生是一位很务实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一贯注重播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先进的人文与教育理念。光是受笔者之邀，他就去过不少高校和中学、上海市科普作协，甚至远赴深圳等地作精彩的科普和人文报告，受邀担任第五版和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
很值得回忆的是，2016年我曾选编了一部杨福家文集——《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与人文思考》。编纂工作完成时，恰逢杨先生八十华诞的来临。记得那年5月，杨先生要去北京开会，他很想将此书带到会场，赠送给各位朋友。当我将杨先生这个愿望告知正在印刷装订的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务有限公司的师傅们时，他们都很理解，连夜赶着装订了10本样书，第二天直接送达虹桥机场候机室，这给杨福家以极大的惊喜。翻看着这本大红丝绸封面的精装本、全彩色精印的文集，他立即拨通了我的电话，表达收到新著的惊喜和感谢。应该说，这部文集也确实成了杨福家八十大寿的一份小小贺礼。
至今想来，深感欣慰。
（作者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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